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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朝廷多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的结余，至今也没结余到一亿两银。而每年的财政收，也才几千万两而已——

至少在全民信息数字化联网以前的时代，绝不可能到。明朝的社会治理细致化程度，显然还差远了。

这样的桉里，甲是没有问题的，他贷款确实是为了买邻居的田，实现耕地的适度集中，提农业生产效率，也确实符合朝廷的法度，挑不任何病。

后世平行时空的清朝，到了乾隆末期嘉庆初期，也就一年七八千万两的财政收，要不怎么说和珅价值八亿两的抄家能抵朝廷十年岁呢（其实黄金现银都才分别几百上千万两，其他都是珠宝珍玩土地估值的，这里只是类比便于说明）

然后这些人就取了官府给的助农买地贷款，又没有了原本那一亩三分地的束缚，直接选择了将来卷款跑路，甚至脑活络的还会想着如何隐姓埋名。

更不能阻止贷款买房的人断供后，违约被法拍吧？

但你总不能阻止人家贷款买房的人断供吧？

就好比朝廷哪怕可以限购政策，

任何朝代，只要用上了断供或者法拍这两招，加上确实不担心自己背井离乡征信全毁，那么一个人想骗贷薅一笔羊，那是绝对止不住的——

所以，大明朝廷恢复和平后，这几年慢慢攒下的积蓄，在未来五年里，就算不别的意外，没有别的钱的地方，也就只能给南直隶加浙江的小分府试这个新法。

所以对他的最初考指标，也都是“杭州府境内在册贫农的均田亩面积增加了多少、贫农人转工籍人数规模有多少”，这两项指标，才是决定他试政绩好不好，几年后是该升官还是留任还是贬值。

万一对方是一开始真心想背个贷款把自家的田买够十亩以上、然后好好耕经营呢？只是买了之后，又发生了别的意外，生存都有问题了，不得不重新卖田救命，这是很正常的。

但问题是乙或者丙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最终没有想买地好好经营，他们只是了中间商，钱稍微过了过手，买完后又卖给别的邻居了，把田重新换成了钱。

最后甲再来把已经集中好的乙、丙的田一次收中。

被考成法的kpi指标着，张世鹏一开始也只能采取比较激宽松的信贷政策，给凡是符合条件的想买田贫农都尽量放贷，除非是朝廷拨给他的本金已经不够了。

短短几个月里，他就放去了至少两百万两的银，涉及了杭州府各县累计十几万的农。

同时至少有七八万人，从农籍转为了工籍，为朝廷要力推的工商业建设，增加了全职廉价劳动力。

不过这试，估计后续也没法大范围推广、大漫了。因为朝廷本拿不那么多放贷的本钱。如果一个杭州府，都要掉一年两百万两、后续每年还会有新的兼并放贷，最终数年总和可能会超五百万。

这个数字其实已经不低了，因为大明如今的人还没恢复，也就七千多万人，每年财政收能有几千万两数量级已经不错了。

而大漫的时候，问题总是容易被掩盖的。

张世鹏被朱树人选为小康二年试放贷、行贫农土地互相兼并的试验田，他一开始的工作，当然也得集中在如何放款，如何集中田地，如何减少贫农人数量，把一分人挤为工商籍。

而这事情，朝廷确实是堵不住的，因为朝廷不能禁止赤贫之人一次卖空自己的田。

账面上的政绩是很明显的，经过这么一番贫农之间的相互兼并，杭州府境内剩下的贫农，均拥有田数量，从两亩多上升到了五亩多，翻了一倍都不止。

好在这事儿也只是个引，并不用很急，最终目的还是把废丁分籍的事情彻底推落实下去。至于有多少贫农借到了钱帮助他们买地把邻居挤走，这指标本其实并不重要。

所以这肯定是一个比“废丁分籍”更复杂和拖沓的大工程。如果大明不创造新的货币，或者搞别的财源，靠财政结余的自有利息往上，三十年都完成不了。

褪去的时候，才知谁在果泳。

那要是应天苏州松江常州湖州绍兴宁波……这些人密集人均田地很少的富庶府也都加试，不得一年耗费上两千万两？多年累计就是五六千万两？朝廷哪有那么多本钱来放贷？

得等这些放贷十年八年之后收回来，利利到三倍（如果贷款都能顺利收回来的话，实际上肯定有坏账损耗），才能在南直隶和浙江其他地区，外加江西福建推广。再过十年，才能到湖广四川两广……